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以下简称《决议》），以“十个明确”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核心内容作了进一步系统概括，并将中国共产党领导置于“十个明确”的首位，提出“明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共产党是最高政治领导力量，全党必须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这个“首要内涵”，既是对建党百年历史经验的科学概括，也是对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创新性发展。
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具有历史必然性
鸦片战争后，为了拯救民族危机，中国人民奋起反抗，仁人志士进行了可歌可泣的斗争，但都以失败告终。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伟大觉醒中，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进行的一切奋斗、一切牺牲、一切创造，归结起来就是一个主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在近代中国，没有任何一个政治力量像中国共产党这样，真心实意、义无反顾和百折不挠地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孙中山先生是伟大的革命先行者，但国民党内反动集团在他逝世后背叛了他的建党初心。特别是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反动派悍然发动全面内战，妄图维护反革命独裁统治，但失道寡助，人心丧尽。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人民，仅三年时间就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建立新中国，成为全国范围的执政党。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是天上掉下来的吗？不是！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以来进行28年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据不完全统计，从1927年3月至1928年上半年，有2.6万共产党员遭受国民党反动派屠杀。土地革命战争一再遭受严重挫折，在长征途中濒临绝境。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召开的遵义会议改组中央领导机关，事实上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开始确立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才挽救了革命挽救了党。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是东西方列强给予的吗？不是！外国列强，从来没有对中国共产党发过善心。他们一直视中国共产党为“洪水猛兽”，要斩尽杀绝。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中国军民伤亡总数超过3500万。新中国成立后，美国侵略者将战火烧到鸭绿江边，妄图将新生的人民共和国扼杀在襁褓里。经过两年多的军事和政治较量，抗美援朝战争取得伟大胜利，我国才有了铜墙铁壁般的国家安全保障。
70多年来，中国共产党将一个积贫积弱、被人讥笑为“东亚病夫”的国家，发展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这在世界上是个奇迹。当前，我们已经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正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推进的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深刻领悟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历史必然性，坚定对党的领导的自信”。我们要立足百年党史深刻理解中国共产党领导是历史的必然和人民的选择，在坚持党的领导问题上坚定历史自信。
“首要内涵”凸显坚持党的领导的极端重要性
2017年，党的十九大以“八个明确”和“十四个坚持”，阐发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核心内容。2021年，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决议》，以“十个明确”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核心内容作了进一步的系统概括。相较“八个明确”，“十个明确”的主要变化体现为：一是增加新内容；二是排序有所调整；三是深化和提升原有的一些认识。现在，“十个明确”中处于首位的是由原“八个明确”最后一条关于党的领导的内容加以扩充而提升起来的，原“八个明确”最后一条关于党建的内容扩充后作为“十个明确”中压轴内容。应当怎样认识这一调整呢？
一方面，这一首要内涵，更加凸显了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原创性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习近平总书记2013年12月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最早提出的，他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有很多特点和特征，但最本质的特征是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习近平总书记2016年7月1日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明确提出的。中国共产党是最高政治领导力量，是他2015年2月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专题研讨班上提出的，他指出，“党是领导一切的，是最高的政治领导力量”。这三个重要政治论断，具有重大原创性意义，被习近平总书记在不同场合反复强调。
另一方面，首要内涵揭示了最根本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增强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坚决维护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的要求，既是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的重要内容，也是必然之举，有助于澄清模糊认识，廓清思想迷雾，排除各种干扰，是始终在政治立场、政治方向、政治原则、政治道路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的必然要求。
“首要内涵”是对科学社会主义的创新性发展
马克思恩格斯在发表《共产党宣言》的同时，创立了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政党——共产主义者同盟，强调要有一个自觉的阶级政党作为实现阶级解放的领导者和组织者。列宁在领导革命和创建苏联的过程中形成了比较系统的党的建设理论，深刻论述了党的领导作用。
中国共产党最初是按照列宁的党建理论建设的，在领导中国革命过程中，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建立起符合中国国情、党情的党的建设理论。邓小平同志指出，毛泽东同志有完整的建党学说，“对于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党，党的指导思想是什么，党的作风是什么，都有完整的一套”。毛泽东同志重视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和反腐建设，提出“建设一个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布尔什维克化的中国共产党”的任务。对于党的领导作用，他提出，“中国共产党是全中国人民的领导核心。没有这样一个核心，社会主义事业就不能胜利”。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以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总结建党以来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历史经验，进一步强调党的领导作用。邓小平同志强调：“中国由共产党领导，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由共产党领导，这个原则是不能动摇的；动摇了中国就要倒退到分裂和混乱，就不可能实现现代化。”“我们的改革不能离开社会主义道路，不能没有共产党的领导，这两点是相互联系的，是一个问题。”这些重要论述阐明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在联系。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后，以江泽民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并将新时期推进党的建设作为“新的伟大工程”全面推进，要求“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不断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党的十六大后，以胡锦涛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深化对中国共产党执政规律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一方面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内容作了明确概括，丰富提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内涵；另一方面大力推进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使我们党成为经得住各种风浪考验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提升了党的领导对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决定性作用的认识。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全面从严治党，将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推进到新阶段。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首要内涵，将对党的领导作用的认知提升到更高境界，在中国共产党党建理论对科学社会主义作了重大发展的基础上，又作了一系列创新性发展。
第一，“中国共产党是最高政治领导力量”，将对党的领导作用的认知提到空前未有高度。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是最高的政治领导力量。”“我国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优越性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形象地说是‘众星捧月’，这个‘月’就是中国共产党。在国家治理体系的大棋局中，党中央是坐镇中军帐的‘帅’。”这里，习近平总书记对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作用讲得非常充分、简明、通俗。
第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进一步凸显党的领导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在关系。对于前者，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有很多特点和特征，但最本质的特征是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对于后者，他强调，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党和国家的根本所在、命脉所在，是全国各族人民的利益所在、幸福所在。这就进一步丰富了党的领导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关系的内涵，提升了对党的执政规律、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
第三，强调“全党必须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进一步凸显对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的理论认识和实践自觉。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加强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这一要求不是空洞的、抽象的，要在各方面各环节落实和体现。”这揭示了对党的领导作用的高度认知，凸显了党的领导的全面性、系统性、整体性。《决议》指出：党的领导是全面的、系统的、整体的，保证党的团结统一是党的生命；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是党的领导的最高原则，加强和维护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是全党共同的政治责任，坚持党的领导首先要旗帜鲜明讲政治，保证全党服从中央。这些新论述，更加强调了坚持党的领导作用，“帅”位的重要性。
从以上三方面看，《决议》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首要内涵的表述，在总结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的丰富和发展基础上，凝聚了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党的领导作用的新认知、新理念、新论断，对科学社会主义作出了创新性发展。
（作者：石仲泉 北京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原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