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历史是通过各种文明不断发展和相互渗透而显现出来的，从此种意义上来说，当今我们对于文明形态的理解含括了以往全部社会历史的“文明”概念。在西方，“文明”一词最早来源于公元前2世纪的拉丁语“civilis”，意为公民和社会的一种进步状态。而在中华民族灿烂辉煌的历史中，文明的概念更是多次出现，早在2000多年前的《易经》中便有“见龙在田，天下文明”，一直以来，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始终是坚持为世界谋“大同”。近代以来，由于西方列强的入侵，中国的文明暂时陷入低谷，各种“适应”欧洲文明的方案均告失败。马克思主义赋予了中国共产党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能力：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将文明的发展与无产阶级的革命性、先进性联系起来，取得了属于人民的胜利，为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提供了独立自主的先决条件；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遵循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物质本源性”，为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奠定了经济和政治的制度基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深入理解了人类文明的演进具有不断提升和进步的特质，为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建造了“快车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基于整体文明观，使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有机统一，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先决条件
（一）早期共产党人的文明憧憬
20世纪初中国人站在横向的中西问题和纵向的古今问题路口思索着前进，为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历史主题和寻求先进的文明形态这一创新任务，他们开展了新文化运动，各种社会思潮在中国广泛传播，与此同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下，一部分中国先进人士接受和选择了马克思列宁主义。1918年，李大钊剖析了东西文明差异之自然根源，且通过进一步对比中西文明的发展历史而得出结论：“顾吾人深信吾民族可以复活，可以于世界文明为第二次之大贡献。”这是他在百年前对中国能够创造出文明新形态并贡献于世界的希冀与信心；1920年，毛泽东在致周世钊的信中表达了对十月革命以后俄国文明的肯定：“我觉得俄国是世界第一个文明国。我想两三年后，我们要组织一个游俄队。”这表达了毛泽东对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新文明的学习之意。早期的中国共产党人发现马克思主义中的唯物史观和阶级观念有超越西方现代化文明理念之势，是创造一种新文明形态的理论力量。如陈独秀在《马克思学说》中从剩余价值、唯物史观、阶级争斗和劳工专政四个方面说明了马克思学说是科学的而不是空想的，并有针对性地指出：“从前有产阶级和封建制度争斗时，是掌了政权才真实打倒了封建，才完成了争斗之目的；现在无产阶级和有产阶级争斗，也必然要掌握政权利用政权来达到他们争斗之完全目的，这是很明白易解的事。”这表明，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先进的中国共产党人兼顾整体、抓住重点，认识到必须通过无产阶级革命掌握政权才能挽救中华民族和创造新文明。
（二）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道路首创
大革命失败后，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汲取历史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着重解决无产阶级领导权、联合农民阶级和土地政策改革等问题，终于探索出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革命新道路，这表现出了中国共产党人的首创精神和战略远见，为今后建设独立自主的物质文明和政治文明奠定了基础。1927年5月，瞿秋白在《论中国革命中之三大问题》中指出：“以前所谓领导仅仅指群众运动中的领导权，至于政权与军权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以外的。现在这个无产阶级领导权初创的形式已经不够了，现在无产阶级应当参加革命的政权，应当指导革命中的武力。”这表明此时的共产党人已经从大革命的失败中意识到，要想开创一条新道路必须要掌握武装革命的领导权。大革命失败后的一年间，各地武装起义蜂起，结合革命形势的变化和社会阶级关系的变动，中国共产党人开始认识到，中国的革命必须重视农民阶级，特别是要深入到那些受过大革命风暴席卷的农村中去。1928年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对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进行了阶段性分析，大会总结了党领导下的军事运动和建设经验，并指出必须努力扩大农村革命根据地，实行土地革命，建立苏维埃政权。此后随着井冈山斗争的深入开展，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从理论上进一步思考了农民问题和革命道路问题。
（三）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化理论构建
1937年，卢沟桥的枪声惊醒了国人的民族意识，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化新形态在侵略者狂悖无道的攻击中顽强生长。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总结革命进程中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形成了具有创造性的新民主主义理论体系。
毛泽东对其以往的哲学思想、政治思想和军事实践进行了总结升华，撰写出《实践论》和《矛盾论》两篇文章，率先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奠定了哲学基础，文章中的思想也是中国现代精神文明体系里的光辉组成部分。1939年10月至1940年1月，为了总结中国革命的各种经验，指导抗日战争和新文明的建设，毛泽东集中全党智慧系统阐述了新民主主义理论，指明了中华民族实现独立自主、完成伟大复兴继而创造出新文明形态的社会发展方向。“我们共产党人，多年以来，不但为中国的政治革命和经济革命而奋斗，而且为中国的文化革命而奋斗；在这个新社会和新国家中，不但有新政治、新经济，而且有新文化”。这是毛泽东对于新民主主义社会蓝图的科学构想，即新民主主义社会论。这一设想是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所形成的新理论，其中将新政治、新经济、新文化的建设有机结合，建立中华民族的新社会和新国家，实际上就是创造一种新的文明形态。
（四）解放战争时期的决胜经验
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由中日之间的民族矛盾转变为中国人民与美帝国主义支持的国民党之间的阶级矛盾。在进入全国解放战争之前，中国共产党曾以包容开放的品格，表征人民群众渴望和平的心声并努力争取和平建国，提出了“和平、民主、团结”的方针。解放战争开始之后，中国共产党在继承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和抗日战争时期的优良传统基础上，一方面进一步完善新民主主义的多项民主制度和深化党的政策和策略思想，以彰显先进政党的政治文明；另一方面广泛动员了群众之力，真正运用了“历史的活动和思想就是‘群众’的思想和活动”这一原理来彰显社会文明。
1948年3月，为了保证解放战争的顺利进行，毛泽东在《关于情况的通报》中分析了当时党内工作存在的“左”和右的错误倾向，明确指出：“只有党的政策和策略全部走上正轨，中国革命才有胜利的可能。”既表现出了中国共产党人在政治上的成熟，又以对先进政党之引领力量的科学认识丰富了政治文明的内容。随着战争形势逐渐明朗，中国共产党筹建新中国的任务愈显迫切，西柏坡时期，中共中央对即将到来的新中国的物质文明建设和以国家政权问题为核心的政治文明建设任务，进行了认真的探索与讨论。同时期，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秉承着马克思所主张的“共产党人到处都努力争取全世界民主政党之间的团结和协调”，结合中国曲折的近代民主制度发展史，探索出了适合我国国情的政治民主制度。总之，新中国成立前夕，中国共产党所创新的“人民民主专政”这一政治术语和关于协商民主的思想与实践，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体现了中华民族创造新文明的独立内生性，为极具中国特色的政治制度体系奠定了基础。
毛泽东在胜利前夕有言：“剧是必须从序幕开始的，但序幕还不是高潮。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这一伟大胜利极大地改变了世界格局，为中华民族今后长期奋斗在复兴之路和文明征程上提供了根本的社会条件。
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制度奠基
（一）国民经济恢复期使新中国各项事业得以顺利展开
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共产党面临的首要任务就是着手恢复国民经济，“使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把中国建设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1949年至1952年，新中国处于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国民经济恢复期，对此，毛泽东指出：“要获得财政经济情况的根本好转，需要三个条件，（一）土地改革的完成；（二）现有工商业的合理调整；（三）国家机构所需经费的大量节减。”1950年6月，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八次会议讨论并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面对新形势、新问题，土地改革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为出发点和落脚点，“除了满足农民的土地要求，必须服从和服务于尽快恢复与发展国民经济，实现国家财政经济状况根本好转这一中心任务”。这场土地改革运动实质上是彻底铲除封建剥削制度的深刻社会革命，不仅对于促进农业生产和提高农民生活水平具有巨大的推动作用，还在改造旧的基层政权、对农民进行深入的思想政治教育等方面产生了积极影响。土地改革的成功是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必要准备，也是新中国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萌发与蓄势。
（二）社会主义改造使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得以建立
1953年12月，中共中央经过多次会议，确定了“党在这个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上述改造举措取得了历史性的成功，是对马克思主义过渡理论的丰富与创新，更以中国方式处理了这一时期的基本矛盾，为今后中国长期的物质文明建设奠定了大工业基础。
同时期，中国社会主义基本政治制度的建立，为新的政治文明大厦构建了结构体系。一是确立根本政治制度。这是中国共产党在人类制度史上的伟大创造，它以民主集中制为原则，目的是实现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先进性所在。二是确立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政党制度。这一政党制度既不同于西方的两党制和多党制，也有别于一党制，而是自近代以来通过中国人民不断的历史实践，从中国社会中生长起来的新型政党制度，“是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特有形式和独特优势，是中国共产党的群众路线在政治领域的重要体现”。三是确立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和基层群众自治制度。中国共产党经过长期的实践，为了在多民族国家始终保持国家统一和人民团结，探索出了民族自治和地方自治有机统一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
（三）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为文明之路指明了正确方向
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确立，表明我国已经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如何进行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是一项史无前例的艰巨事业。在开展了一系列对国内实际情况的调查工作之后，1956年4月，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了《论十大关系》的重要讲话，提出“我们一定要努力把党内党外、国内国外的一切积极的因素，直接的、间接的积极因素，全部调动起来，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基本方针，还强调“我们的理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这表明了毛泽东始终致力于走自己的道路，创造自己的文明形态，正是在这样的思想指导下才能全面分析涵盖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等各方面的“十大关系”，并在后来补充道“在十大关系中，工业和农业，沿海和内地，中央和地方，国家、集体和个人，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这五条是主要的”，反映出了这一时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中央对于整体和重点的正确认识。总而言之，《论十大关系》的发表使得中国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有了明确的方针和清晰的思路，实际上开辟了一条不同于苏联的中国式工业化建设道路。
1956年9月，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得到了国内外的广泛关注，此次大会对国内主要矛盾和主要任务有了新认识，提出了经济建设和管理的方针，并且注重民主、法制、文化等各方面的发展。具体来说，经济建设方面，坚持在平衡工业和其他经济事业的关系基础上稳步前进，八大决议指出，“党的任务，就是要随时注意防止和纠正右倾保守的或‘左’倾冒险的倾向，积极地而又稳妥可靠地推进国民经济的发展”；民主法治建设方面，在完善制度和健全社会主义法制上作出了积极探索；文化教育事业方面，党的八大重申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并强调“科学上的真理是愈辩愈明的，艺术上的风格是必须兼容并包的”；党的建设方面，主要从加强理论学习、坚持群众路线、巩固民主集中制这一根本组织原则等具体措施上进行了阐述。实践证明，党的八大的路线是正确的，能够反映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党对中国国情及社会主义建设认识的最高水平，党的八大的召开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设立了正确的出发点。
三、改革开放时期：中国共产党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高速拓展
（一）真理标准大讨论：拨正文明发展的航向
马克思指出：“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凡是把理论诱入神秘主义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种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粉碎“四人帮”和结束“文化大革命”之后，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突破了旧观念的束缚，将人们从教条主义、主观主义的枷锁中解放出来，重新践行了毛泽东在《实践论》中所强调的“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的实践”，为新时期制定社会主义发展的正确路线作了重要的思想准备。1978年，邓小平明确提出“改革”的任务，指出“再不实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该时间节点是中国共产党现代化建设事业和文明形态创造事业中的伟大转折点，开启了我国改革开放的历史性新时期。纵观过往，每一次变革都与现实社会发展需求息息相关，从农业社会、工业社会再到信息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给政治、经济、社会带来巨大而深刻的影响，并在根本上颠覆人们原有的生活生产方式、社会交往行为方式以及价值观念。
（二）党的十二大：物质与精神“双”文明的显现
中国共产党逐步明确了自己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道路，并不断将“文明”标注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总任务体系之中。在拨乱反正任务完成、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已经初显成效的背景下，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于1982年9月召开。邓小平在党的十二大上所作的开幕词已经彰显出了对“高度文明”社会建设的目标导向和推进世界性事业的宽广视野，他指出：“我们一定要兢兢业业地做好自己的工作，加强同全国各族人民的团结，加强同全世界人民的团结，为把我国建设成为现代化的，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为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推进人类进步事业，而努力奋斗。”协调性是文明形态内在品质的表达，同时也体现文明形态进化的程度，党的十二大报告指出要“从当前实际出发，大力推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建设”，中国共产党首次明确将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并提，是文明发展协调性的初次体现。此外，党的十二大对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进行了系统性概括与分析，尤其是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提升到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战略高度，突破了从经济的单一角度去理解现代化文明特征的传统认识。
（三）党的十三大：社会主义发展阶段和本质理论是对文明形态理解的深化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毛泽东关于社会形态和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理论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走向和文明新形态的创造构筑了坚实的思想基础。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社会主义社会发展阶段的研判与理论创新是创造新的现代化文明的重要历史使命。在经过9年改革开放的实践后，1987年，邓小平正式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并指明基本路线为：“领导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自力更生，艰苦创业，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奋斗。”“富强、民主、文明”包含着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社会主义民主与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策略布置，对基本理论进行了扩展。而“三位一体”奋斗目标的政策话语对应的是中国共产党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进程中初始“三形态”的文明叙事。20世纪90年代初，经济全球化、世界政治格局多极化趋势迅猛发展，苏东剧变更是给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带来极大冲击，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向何处去和其本质究竟是什么便成了当时中国共产党急需回答的问题。对此，经过长期实践和反复思考，邓小平在1992年的南方谈话中，对社会主义本质进行了理论概括：“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社会主义本质理论从结构和功能上厘清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区别，也深化了对科学社会主义的认识，可以说，是中国共产党所创造的文明新形态为何对资本主义文明具有超越性的原理揭示。
（四）21世纪之初：文明形态结构的逐步拓展
面对国际国内形势的深刻变化，以江泽民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迎来了走进新世纪的新课题。1992年10月，江泽民在党的十四大上作了报告，指出“我们要在九十年代把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推向前进，最根本的是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加快改革开放，集中精力把经济建设搞上去。同时，要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和精神文明建设，促进社会全面进步”。可以看出，中国共产党在继续坚持“一个中心”的基础上，兼用整体性眼光强调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事业并不单单追求物质文明的单向度发展，而是注重社会文明的全面进步。党的十四大报告还强调中国现代化建设事业的蓬勃发展“对精神文明建设提出了更高要求。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都搞好，才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再次强调了人类文明新形态发展过程中的协调性。
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我们党坚持不懈地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明确指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并强调要“不断促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协调发展，推进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此时，创造新形态的历史进程实现了从“两个文明”到“三个文明”协调发展的跨越。2005年2月，胡锦涛指出：“我们党明确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大任务，就是要求全党同志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中更加自觉地加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使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建设与和谐社会建设全面发展。”这一重要论断虽然没有直接将“和谐社会建设”表述为“社会文明建设”，但显然已将其与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列在同等重要的建设位置，实质上包含了四个文明形态协调发展之意。2007年10月，党的十七大报告首次提出“生态文明”的概念，其中，胡锦涛在强调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中“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基本要求时指出“坚持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并将建设生态文明纳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新要求中，此时，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构成已有完备之势。
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全方位发展
（一）“五位一体”总布局擘画了文明形态的整体图景
2012年11月，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指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依据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总布局是五位一体，总任务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五位一体”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体部署，既符合马克思主义社会有机体理论的整体性原则，又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于社会历史发展规律和实践经验的科学认识。随后，习近平又在《紧紧围绕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的讲话中提出“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在经济不断发展的基础上，协调推进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以及其他各方面建设”的要求，并表明“我们要按照这个总布局，促进现代化建设各方面相协调，促进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相协调”。总布局的基本内涵和基本要求，是社会主义政治建设、经济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等各方面的协调发展，从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的原理上来说就是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之间、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之间相协调与相适应的本质需要。而此时中国共产党历经90年关于文明发展道路的实践，其历史使命已经成为实现伟大民族复兴、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和谋求全人类解放，客观上需要构建的便是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人与自然之间协调而全面的文明图景，“五位一体”总布局实质上是对人类文明新形态结构要素全面化的整体把握。
（二）新的“历史方位”对人类文明新形态提出了时代要求
“文明是实践的事情，是社会的素质”，文明形态的发展则是人类在处理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各种关系中实践的产物。中国共产党正是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中，尤其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2017年10月，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了一个重大论断：“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报告还指出了社会主要矛盾的历史性转化，即“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是对我国文明形态发展阶段和社会“素质”提升表现的科学研判，但同时也从大历史观的视野认识到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仅如此，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将五个文明置于同等重要的地位：“我国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将全面提升，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还作出了“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历史性展望，意味着这五个“文明”成为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内生要求。
（三）“五大文明”的正式形成与科学理解
2021年7月1日，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党和人民历经千辛万苦、付出巨大代价取得的根本成就，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我们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对此，可以从三个方面来理解：第一，从文明形态史观的角度来看，文明社会具有历史继承性，中国共产党百年的艰辛历史实践根本目的是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以及创造中华文明新的辉煌；第二，以物质、政治、精神、社会和生态这五大文明为结构主体的人类文明新形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践所催生的原创性贡献，更是文明演进体系中的中国智慧；第三，“两个创造”体现的是社会主义现代化与社会主义文明之间内在统一、相互促进的关系。
2022年10月，习近平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是：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高质量发展，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丰富人民精神世界，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这是我们理解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根本遵循。
其一，以共同富裕为旨归的物质文明高质量发展。新时代我们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兴国之要和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导向，贯彻新的发展理念，深化各项改革，不断建设中国式现代化的经济体系，使得马克思所说的“生产将以所有的人富裕为目的”不再是设想。其二，全过程人民民主是政治文明新标识。恩格斯曾指出：“国家是文明社会的概括。”政治现象是人类文明发展的产物，而民主又是现代政治文明的基本标识。新时代以来，在继承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过程中，全过程人民民主以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民主的新形式出场，实现了过程民主和成果民主、程序民主和实质民主、直接民主和间接民主、人民民主和国家意志相统一。其三，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人类社会的独特性不仅表现为物质成果的创造，更在于由人的社会意识能动性所构建出的群体精神世界。新的时代的精神新文明不是科学社会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的理论拼接，也不是各种精神现象的简单相加，而是吸收全世界一切优秀文明成果的开放与包容。其四，“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社会文明新目标。社会文明的主体是人，习近平强调：“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维护人民根本利益，增进民生福祉，不断实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可见，社会文明新形态是对把人“异化”的资本逻辑的超越。其五，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文明。中国式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我们的生态文明观是在对传统工业文明的反思中形成的，生态文明新形态打破了人与自然的对立，在实践中提供了一种人向自然积极复归的文明方案，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成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重要特征。
（作者：颜佳华 湘潭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邹煜 湘潭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