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最早在新时代推动东北全面振兴座谈会上提出“新质生产力”概念，此后又在不同场合多次提到这一概念，并强调要从理论上对其进行总结和概括，用以指导新的发展实践。新质生产力理论突破了西方经济增长理论着眼于一般性技术进步的局限，将其提升至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的战略高度，并看到了经济增长的根本动力是科技创新引发的生产力的发展，形成了关于生产力认识的中国话语和中国理论，成为引领世界发展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开拓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境界。
新质生产力理论开拓了发展中国家实现经济赶超的新路径
世界经济总是处于不平衡的发展格局，任何后发国家都不会甘心落后，都有赶超的强烈愿望。然而，从西方经济增长理论出发探寻赶超之路的努力最终以失败告终。外生增长理论描绘的各国经济的趋同在现实中没有实现，而内生增长理论的研究结论支持各国经济的发散和分流，二者都没有提出后发国家实现经济赶超的可行路径。习近平总书记着眼于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大国竞争加剧以及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型形成的历史性交汇对生产力发展水平提出的新要求，创造性地提出了“新质生产力”这一崭新概念，是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的创新和发展。新质生产力理论将我国在崛起过程中积累的成功经验上升为系统化的理论学说，揭示出发展中国家实现经济赶超的一般规律，为后发经济体实现经济赶超提供了新的路径选择，回应了发展中国家赶超发达国家的可能性及其现实路径这一世界之问、时代之问。
新质生产力理论描绘了一条通过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实现生产力跃升的赶超之路。赶超的起点是科技的赶超。诚然，发展中国家能够在与发达国家的自由贸易中享受到技术外溢的福利，从而推动国内产业的升级换代和国际化进程。但是，这种外溢的技术只会是一般性的科学技术，这种技术带来的升级换代是将发展中国家锁定在产业链、价值链低端环节的升级换代，这种技术所促进的国际化进程是发展中国家沦为发达国家经济附庸的国际化进程。这种技术带来的不是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的赶超，而是持久的落后。真正能够带领发展中国家走向赶超的，是原创性、颠覆性技术突破引发的生产力的跃升。这种生产力的跃升才是推动发展中国家实现赶超的根本力量。但是，原创性、颠覆性技术是买不来、要不来、讨不来的，必须依靠自力更生。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强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新动能。基于此，新质生产力理论将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视为形成新质生产力的必由之路，主张以原创性、颠覆性技术的突破实现生产力的跃升，通过解放发展生产力不断缩小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最终实现赶超。
新质生产力理论展示出一条以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创新，以产业升级构筑竞争新优势的赶超之路。赶超的落脚点是产业的赶超。以科技创新促进产业创新是一国增强核心竞争力、抢占发展制高点的关键。在现有的国际分工格局中，发达国家凭借自身对关键核心技术的垄断，企图将发展中国家长期锁定在产业链、价值链的低端环节。处于“低端锁定”中的发展中国家受到发达国家的剥削和控制，自然难以实现赶超。在新质生产力理论的框架下，创新是新质生产力的核心，产业是新质生产力的载体。这一理论主张“以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创新，特别是以颠覆性技术和前沿技术催生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发展新质生产力”，即通过原创性、颠覆性技术突破来冲破发达国家的技术封锁，推动本国传统产业的转型升级以及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的发展壮大，形成实现赶超的先进生产力。遵循这一理论脉络，发展中国家要想实现对发达国家的赶超，就不能被动地接受国际分工，而应该主动以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推进产业升级，依靠产业的赶超实现经济的赶超。
新质生产力理论破解“中等收入陷阱”的话语陷阱
“中等收入陷阱”的概念最早在世界银行2007年发布的《东亚复兴：关于经济增长的观点》中提出，用以形容一些发展中经济体在达到一定收入水平后不能保持经济持续增长，最终无法跨入高收入国家的现象。事实上，“中等收入陷阱”的成因在于，新自由主义理论弱化了后发国家的国家能力，从而使其丧失了崛起的必要条件。具体而言，过度市场化使政府在市场失灵时难以发挥应有的作用，从而引发经济结构恶化、贫富差距扩大等问题，阻碍经济发展的转型；私有化则主张国有企业私有化，通过生产资料所有权的丧失削弱政府干预的能力，使其无力推动经济转型；自由化则通过宣扬金融自由化、贸易自由化、投资自由化，致使大量外资涌入发展中经济体，挤垮或控制其产业，使该国经济最终被外资所掌控，沦为发达国家的附庸，丧失经济发展的主动权。不同于新自由主义对市场化、私有化和自由化的过度宣扬，新质生产力理论强调在正确处理好政府和市场关系的基础上推进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从而形成强大的创新合力，为推动经济的持续增长提供源源不断的创新动能，实现对“中等收入陷阱”的破解。
新质生产力理论强调充分发挥政府和市场在推进科技创新方面的显著优势，协同推进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积聚突破“中等收入陷阱”的创新动能。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整合科技创新资源，引领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这意味着新质生产力理论自提出伊始，就从科技创新资源的整合方面提出了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关系的发展要求。在这一理论框架下，政府与市场都是提升国家创新能力推动生产力跃升的重要主体。政府不仅通过加强顶层设计把握科技创新的前进方向，推动优质科技创新资源向发展先进生产力集聚，还以财政补助、税收减免等手段降低企业进行技术创新的成本和风险，引导市场主体积极投身科技创新活动，为其营造良好的科技创新环境，同时在市场不愿踏足的高投入、高风险、高不确定性的原创性、颠覆性技术领域进行先行攻关，弥补市场失灵，满足国家经济转型对关键核心技术的战略需求。市场则通过价格机制、供求机制和竞争机制激励企业在新兴技术路线上试错、竞争和合作，充分发挥市场主体迅速把握市场需求、经营管理灵活和专业化程度高的突出优势，加快科技创新成果的落地转化，推动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的持续涌现，助力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新质生产力理论启发着广大发展中国家重视政府作用的发挥，依靠政府与市场的结合力量推进科技创新，为形成依靠科技创新驱动经济持续增长的内涵型经济发展模式创造条件。
新质生产力理论有助于开创人类文明新形态
新质生产力理论有助于开创人类文明的崭新形态。当前，工业文明仍然占据主导地位。在工业文明时期，生产力的巨大发展创造出超越以往任何文明时期的物质财富，极大地提高了人们的生活水平。但与此同时，与这一文明相伴随的是全球资源短缺、世界能源危机和生态环境危机。这使得工业文明呈现出鲜明的矛盾性，即“它能够将人类的物质财富增加到前所未有的水平，它也能对社会造成前所未有的伤害”。究其原因，西方工业文明建立在人与自然的对立以及对外扩张和剥削的基础之上，其发展是不可持续的。一方面，西方工业文明遵循人类征服自然的价值理念，将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视为改造与被改造的关系，无限攫取自然资源以实现资本积累。这种对自然界的贪婪宰制带来的是人与自然矛盾的激化，也就难以实现文明的可持续发展。另一方面，西方工业文明表现出侵略扩张性和剥削压榨性的特点，依靠全球性的殖民侵略和资本扩张驱动自身的文明发展进程，这种牺牲他国利益实现自身繁荣的发展路径显示出强烈的不可持续性。与西方工业文明不同，新质生产力理论将带领全人类开创出崭新的文明形态。在这一理论框架下，生产力由改造性的生产力转变为保护性的生产力，强调通过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提高资源利用效率，推动传统产业的绿色转型，促进绿色产业的培育和发展，呈现出一条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可持续发展之路。此外，不同于西方工业文明通过对外扩张和剥削寻求发展动力，新质生产力理论主张通过对内深化改革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以生产力的跃升形成文明进步的强大驱动力，从而推动开创一种崭新的文明形态。
（作者：周文 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院；许凌云，单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研究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