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7月，刘少奇在延安马列学院的重要讲演《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是中国共产党建设史上的重要文献，第一次提出加强共产党员思想修养的必要性和重要意义，把加强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思想建设同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优秀部分结合起来，使马克思政党建设理论中国化。
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但又诞生和成长于中国大地，具有自己独特的政治文化：把构建和谐的党内关系与党群关系高度统一，把纪律和自由高度统一，把“知识、信念、行动”高度统一，把历史的必然性和自身的先进性高度统一，把继承与创新高度统一。这些政治文化蕴藏着党不断获得成功的密码，在100年的伟大实践中铸就了中国共产党强大的政党自信，并逐渐沉淀为中国共产党最鲜明的基因图谱。
把构建和谐的党内关系与党群关系高度统一
从1921年只有50多名党员的小党到如今9100多万党员的百年大党，是什么神奇的力量使他们从五湖四海走到一起，经历千难万险却始终意志如磐？这就是建立在共同信仰基础上的党内和谐关系，简单地说就是至诚质朴的同志关系。这种共同的“志向”就是中国共产党人孜孜追求的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如同毛泽东所说，“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了。”这种和谐的党内关系是建立在共同政治思想原则基础上的平等、互助、合作、共进的同志关系，完全不同于国民党和资产阶级政党内部派别林立、互相牵制、自我消耗的恶性竞争关系；反对以个人为中心，以血缘、亲缘、乡缘、熟人、朋友等为纽带建立的互相利用的圈子关系，也反对市场经济原则侵蚀导致的利益交换关系，更反对特权思想造成的人身依附关系。中国共产党和谐的党内关系，使共产党人在为党和人民的事业不懈奋斗的百年征途上，始终做到同心同德，迎难而上。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构建和谐的党群关系是和谐的党内关系的必然延伸。把马克思主义的“人民主体性”运用于中国实际，紧紧相信和依靠人民，始终保持党和人民的血肉联系，为人民的利益而奋斗，是共产党最鲜明的政治特色。毛泽东深刻指出，剥削阶级讲爱民，同爱牛差不多，为的是用牛耕田，从身上挤奶。我们党是人民的代表，人民的一部分，要组织人民为自己的利益奋斗。新中国的成立，使亿万人民翻身得解放。改革开放又使得广大人民群众不断地富裕起来。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实践中更是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全党的奋斗目标，通过精准扶贫在中国消除几千年来一直存在的绝对贫困，全力打造新时代“党离不开人民、人民离不开党”的命运共同体，做到领导而不是包办、代表而不是代替、服务而不是恩赐。党群关系呈现良性互动的特点：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创造属于自己的幸福美好新生活，不断增加获得感；又在实践中体会到党的领导的正确和英明，更加拥护党的领导，党的执政地位进一步巩固，党群关系更加密切了。
把纪律和自由高度统一
没有规矩不成方圆。任何一个组织，尤其是政治组织都必须有自己的规矩和纪律，否则就会呈现一盘散沙。共产党的力量来自组织，以及在严密组织基础上建立的严格的纪律，纪律反映了党和人民的整体利益和党的事业全局，为每个党员发挥积极性创造性提供了遵循。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党是靠革命的理想和铁的纪律组织起来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纪律严明是党的光荣传统和独特优势。”“严守党的纪律”已经成为入党誓词的一贯要求。毛泽东强调，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他为革命军队提出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是党的先进性的重要表现，也是人民军队不断战胜强敌的不二法宝。1938年10月，鉴于张国焘不遵守党的纪律，在长征途中另立中央的军阀主义行为，毛泽东在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上重申并归纳了党的“四个服从”的纪律。他强调：“谁破坏了这些纪律，谁就破坏了党的统一。”“必须对党员进行有关党的纪律的教育，既使一般党员能遵守纪律，又使一般党员能监督党的领袖人物也一起遵守纪律”。从党的七大开始，“四个服从”被写入党章。最终经过大浪淘沙，把我们党真正建成一个有共同理想、严格纪律的先进政治组织。
然而，这种严密的组织、严格的纪律和党员个人高度的积极性创造性又是统一的。强调严格的政治和组织纪律、强调统一意志同时又保护、发展党员个人积极性、创造性的文化，能够使全党纪律严明、行动统一又朝气勃勃、富于创造。党的事业的发展、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落实，也依赖广大党组织、党员充分发挥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这就要求把党内民主作为激发党员积极性、责任心和创造精神的酵母，但是这绝不是为民主而民主，而是要正确发扬民主，把民主落实在增强党的战斗力上。抗战时，党面临着团结全国人民一致抗日的艰巨任务，迫切需要发挥各级领导机关、党组织和全体党员的积极性。在此情势下，1938年10月，毛泽东在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上，突出强调党内民主问题。他指出：“积极性的发挥，有赖于党内生活的民主化。”“扩大党内民主，应看作是巩固党和发展党的必要的步骤，是使党在伟大斗争中生动活跃，胜任愉快，生长新的力量，突破战争难关的一个重要的武器。”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在党成为执政党的条件下，为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建设社会主义，毛泽东提出造成“六有”政治局面的目标。他说：“我们的目标，是想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以利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较易于克服困难，较快地建设我国的现代工业和现代农业，党和国家较为巩固，较为能够经受风险。”十八大以来，党以多年经验为基础，在这个问题上做了进一步创新。“四个意识”、“两个维护”、“四个服从”和“四个尊重”结合，严格的组织纪律性和高度的个人积极性创造性相结合，科学解决了个人和组织的关系问题，让全党在思想解放中达到统一思想，活跃而又有序，全体党员团结为一个整体而每个党员又是活生生的个体。
把“知”和“行”高度统一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历来强调“知行合一”，中国共产党人继承了这一传统，始终把学以致用、理论付诸实践、指导实践作为掌握马克思主义的根本目的。马克思主义这个“知”体现的是科学和价值的统一，它既是反映社会发展规律的科学理论，又是工人阶级政党和人民群众改造世界的思想武器。五四运动前后，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是带着救国救民的紧迫感学习、接受马克思主义的，一旦马克思主义从一种学说变为信仰，立即成为改造世界的思想理论武器。正如毛泽东所说，“固然要有一班刻苦励志的‘人’，尤其要有一种为大家共同信守的‘主义’”，“主义譬如一面旗子，旗子立起了，大家才有所指望，才知所趋赴”。邓小平在深刻总结中国革命的历史经验时指出：“为什么我们过去能在非常困难的情况下奋斗出来，战胜千难万险使革命胜利呢？就是因为我们有理想，有马克思主义信念，有共产主义信念。”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马克思主义是能动的学说，而不是僵死的教条。毛泽东指出，“对于马克思主义，要能够精通它应用它，精通的目的在于应用。”1921年党的一大就讨论了实际工作计划，决定集中精力领导工人运动，组织工会和教育工人。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在同教条主义的不断斗争中，毛泽东带领部队在井冈山开辟农村革命根据地，靠实践走出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崭新道路。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邓小平又顺应时代潮流、满足人民期待，作出一系列重大决策，成功开辟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全新道路。党的十八大以来的各次集中教育活动，始终贯穿着学以致用、把理论知识内化为信念、外化为行动的严格要求；始终坚持以目标为导向、以实际效果为检验标准的工作思路。得益于知行合一、理论密切联系实际的政治文化，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学习和党内思想教育不断取得丰硕成果。100年来在知行统一中，一批又一批、一代又一代共产党人提高了理论自觉和思想觉悟，树立和坚定了理想信念，并把这些宝贵的精神财富付诸实践，变成改造世界、推动革命、建设和改革不断发展的物质力量。
把历史的必然性和自身的先进性高度统一
创业而非守成的文化，能够保证党永远开拓前进，完成远大历史使命。中国历史上打天下的造反者，大体经历了这样的演变轨迹：创业、守成、怠惰、腐败、灭亡，这是他们始终无法跳出的历史周期。先进的工人阶级政党则与此不同。共产党人的崇高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解放全人类，这是人类历史上空前伟大又空前艰巨的事业，具有历史的必然性，是共产党人赖以存在的信仰之基，任何时候都要坚守，不能有丝毫的动摇。离开了共产主义，我们就不能叫做共产党。社会主义经历一个长过程发展后必然代替资本主义，这是历史发展不可逆转的总趋势，但道路是曲折的。
如何在历史的必然性中行稳致远？答案就是中国共产党永葆自身的先进性。具体来说，就是需要一代代共产党人持续不断地艰苦创业、开拓前进，才能完成一个阶段又一个阶段的社会变革，推动社会进步，直到完成远大历史使命。实际上，党在执政前就开始思考这方面的问题。1944年，中央决定在整风运动中印发郭沫若总结明末农民起义失败的文章《甲申三百年祭》，提醒全党以李自成的教训为戒，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新中国成立前召开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振聋发聩地指出，“夺取全国胜利，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这一点现在就必须向全党讲明白，务必使同志们继续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他提出的“两个务必”成为激励共产党人永远前进的“锦囊”。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党又及时依靠自身的先进性开始新的创业，进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探索，并不断取得理论和实践的新成果。在改革开放新时期，为了继续保持党的先进性，邓小平确立了党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并认为这是我们党永葆蓬勃生机的法宝。他旗帜鲜明地反对“两个凡是”，支持和领导了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并把“三个有利于”作为判断各方面工作是非得失的根本标准，明确要求在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过程中保持党的先进性。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提出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紧密结合的新思想，以巩固和发展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使百年大党依然生机盎然。
把继承与创新高度统一
中国历史悠久，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蕴藏着极其丰富的宝贵思想资源。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看待中国传统文化，在分析中吸收、在继承中创新，在党的建设尤其是思想建设方面吸取了大量的有益养分，并进行了成功的创造性转化。正如毛泽东指出的，“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予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遗产。”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就是在对先秦儒家的“伦理——政治哲学”进行了合理扬弃和吸收基础上，创造了中国共产党特有的党性修养理论。这个修养理论源于传统文化又高于传统文化，强调共产党人的修养不是为个人的成功而是为人民的解放；这个修养不是脱离实际的修身养性，而是在革命斗争实践中百炼成钢。修养理论成为中国共产党人思想建设和党性锻炼的经典，教育了一代又一代共产党人。2014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强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也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坚实根基。”
列宁认为，马克思主义不是离开世界文明发展大道固步自封的科学。马克思主义是在批判继承人类优秀文明成果的基础上创造出来的，因此，党的政治文化建设，也必须勇于开放，在开放中吸收和借鉴一切优秀的思想文化资源。只有开放才能实现自我超越和自我提升。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说要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说到底是要坚定文化自信。文化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人类文明是多样丰富、互相补充的，世界上任何民族在文化上都有长处和局限，各种文化的交流既不可避免，又十分有益。政党文化亦是如此。一个政党越是先进，越是敢于大胆借鉴外国政党的有益思想资源。当今世界，各种文化思潮激荡、互相影响。中国共产党在以我为主基础上进行开放，对人类政治文明的优秀成果敢于借鉴和吸收，但是绝不照搬外国模式。这是百年大党的成功之道，也是今后党永葆辉煌的关键所在。
（作者：姚桓、黄峰 北京市党的建设研究会党建智库研究员、北京党建研究基地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