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回顾中国共产党走过的百年历程和铸就的世纪伟业，人们不难得出一个重要结论：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史就是一部创新史，是一部不断进行实践创新和理论创新的历史。中国共产党人在探索救国救民的真理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上，解放思想，开拓创新，创造出众多的新事物和历史奇迹，在不断的创新中开辟着通向胜利的道路，取得革命建设的一个又一个伟大成就。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党之所以能够历经考验磨难无往而不胜，关键就在于不断进行实践创新和理论创新。”［1］本文把我们党百年以来进行的重大创新简要阐述如下。
一、中国共产党的创立是中国和世界政党史上的重大创新
政党是近代社会政治生活历史发展的产物。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近代中国社会进步和革命发展的客观要求，是中国历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事件，是中国和世界政党史上的重大创新。
从中国的政党史看，中国与世界各先进国家一样，先有资产阶级政党，后有无产阶级政党。19世纪90年代出现了有组织、有纲领、初具政党性质的兴中会和强学会，1905年孙中山成立中国同盟会，建立了具有完全意义的资产阶级革命政党。1912年，同盟会联合4个小党派改组为国民党。1919年正式称为中国国民党。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1919年爆发的五四爱国运动中，中国工人阶级作为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了历史舞台。五四运动后，在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相结合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成立了。中国共产党成立伊始就宣布自己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理论基础的政党，党的纲领明确提出:“革命军队必须与无产阶级一起推翻资本家阶级的政权”，“把工农劳动者和士兵组织起来，并承认党的根本政治目的是实行社会革命”。［2］1这就从党的指导思想、党的纲领和党的阶级基础等方面，明确宣布中国共产党是一个新型无产阶级政党。当时的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无产阶级的数量只有200万，而农民如同汪洋大海，数量有数亿之多。在一个农民大国中建立无产阶级政党是闻所未闻的新鲜事。这在中国历史和中国政党史上都是前所未有的事件，是中国政党史上的重大创新。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深刻改变了近代以来中华民族发展的方向和进程，深刻改变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前途和命运。自从有了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的面目焕然一新。
从世界的政党史看，真正的政党组织最早是在欧美资产阶级革命过程中产生的。如17世纪70年代在英国出现的“辉格党”和“托利党”，19世纪30年代在美国产生的共和党和民主党。随着资本主义和工业革命的发展，欧洲的无产阶级作为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与此同时，马克思主义诞生并与工人运动相结合，开始出现无产阶级政党。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47年于布鲁塞尔创建了德意志工人协会，1869年德国社会民主工党建立，1879年法国工人党成立。1898年俄国成立社会民主工党，在1903年分化为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之后，建立了布尔什维克党，此后欧美各国都纷纷建立工党和共产党。但在亚非拉国家中，由于工业化进程迟缓，无产阶级力量弱小，无产阶级尚没有作为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同时，也没有作为无产阶级政治组织的政党建立。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成功，1919年共产国际建立，亚非拉国家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影响下，工人阶级作为独立的政治力量开始觉醒，1920—1921年才在少数几个国家中相继建立共产党。中国共产党与印度尼西亚、土耳其、印度、阿根廷、南非等国的共产党，作为最早一批在亚非拉国家建党的政治组织，改变了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没有无产阶级政党的状况，由此深刻改变了世界政治发展的趋势和格局，这在世界政党史上是前所未有的事件，是世界政党史上的重要创新。
二、中国共产党开创的新民主主义理论和道路是对马克思主义民主革命理论和武装夺取政权理论的重大创新
中国共产党成立伊始，就宣告“党的根本政治目的是实行社会革命”［2］1。1922年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分析了中国革命的性质和任务，提出中国革命要分两步走，制定了党的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最高纲领是渐次达到一个共产主义的社会。最低纲领是：消除内乱，打倒军阀，建设国内和平；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统一中国为真正的民主共和国。这就在中国第一次明确地提出了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为中国各民族人民的革命斗争指明了方向。1925年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四次代表大会，第一次明确提出了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和工农联盟问题，并提出“反对国际帝国主义”“反对封建的军阀政治”“反对封建的经济关系”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基本思想。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人民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过程中，经历了大革命（1924—1927年）、土地革命战争（1927—1937年）、抗日战争（1931—1945年）和中国人民解放战争（1946—1950年）四个历史阶段，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标志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基本胜利。
在世界近现代历史进程中，主要出现过两种类型的革命：一种是由资产阶级领导、反对封建专制主义统治、以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为目的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一种是由无产阶级领导、反对资本主义统治、以建立社会主义共和国为目的的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创立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认为，由于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所以，在中国，旧式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行不通，直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由于脱离实际也行不通。中国革命的敌人主要是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革命的任务是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革命的性质不是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而是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但是，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又区分为旧式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新式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新式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即新民主主义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之所以“新”是因为：第一，俄国十月革命改变了世界历史的发展方向，此前的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属于世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一部分，而此后的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则属于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第二，旧式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是资产阶级领导的革命，而新民主主义革命是由无产阶级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第三，旧式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目的是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目的是建立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新民主主义社会，并最终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在这些区分中，革命领导权掌握在哪个阶级手里，是区别新旧民主革命的主要标志。毛泽东指出：“所谓新民主主义的革命，就是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3］647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创立，解决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领导、动力、对象、任务等一系列基本问题，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民主革命理论的重大创新，并最终引导中国民主革命取得了历史性的胜利。
还有，中国共产党开辟了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自马克思主义诞生以来，欧洲各国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都把工作重心放在城市，走发动城市武装起义夺取政权的道路。1871年法国巴黎公社武装起义是这样，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也是这样，走的都是以城市为中心的革命道路。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在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也力图走通过发动中心城市起义夺取政权的道路，但没有成功。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总结惨痛教训和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经验的基础上，逐步形成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的理论。毛泽东认为，革命的中心任务和最高形式是武装夺取政权，是通过战争解决问题。但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政治经济发展很不平衡，城市是反动力量统治最牢固的地方，农村是反动力量统治最薄弱的环节，农民是革命的主力军，这种国情决定了中国革命首先要在反动统治力量薄弱的地方，发动农民武装暴动，建立人民军队和农村革命根据地，实行“工农武装割据”，保存和发展革命力量，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政权。在为中国人民争取解放的革命斗争中，我们党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深入开展土地改革，建立了稳固的农村根据地，形成了对城市的包围，最后夺取了全国政权，建立了新中国。实践证明，以农村包围城市的中国民主革命道路是符合中国国情的唯一正确道路，是对马克思主义武装夺取政权理论的重大创新发展。
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改造是社会主义革命理论与实践的重大创新
早在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就提出了由新民主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初步构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随着国民经济恢复任务的基本完成和土地改革运动结束，从1952年下半年开始，毛泽东和党中央从我国实际出发，提出了从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的问题。从1952年下半年至1956年，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仅仅用了4年时间，我国就完成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使中国从新民主主义社会跨入了社会主义社会。
中国社会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实质上就是一场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革命。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观点，社会主义革命是无产阶级领导劳动人民推翻资产阶级统治，用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的革命。社会主义革命要消灭一切剥削制度，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一般是要通过暴力手段才能完成的。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运用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革命的学说，从我国的具体国情出发，提出了我国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理论、路线和方针政策。由于我国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已经用暴力手段推翻了大地主和官僚资产阶级的反动统治，建立了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没收官僚资本建立了国营经济；又由于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因而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是用和平方式，采取赎买政策，通过国家资本主义方式，把资本主义所有制转变为社会主义公有制，实现了从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的和平跨入。
党领导的社会主义改造包括了农业社会主义改造、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又叫农业合作化运动。1953年，党中央制定了我国的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中国农村开始了农业合作化运动，广大农民积极参加农业生产互助合作。到1956年底，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在经历了互助组、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三阶段后基本完成，全国加入合作社的农户达96.3%，基本实现了农业合作化。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是通过合作化道路，把个体手工业经济逐步改造为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过程。通过手工业供销生产小组、手工业供销生产合作社、手工业生产合作社三种形式，逐步把大量分散的个体手工业者组织起来。1956年底，参加手工业合作组织的人数已占全国手工业从业人数的90%以上，基本上完成了对个体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是通过对民族资产阶级的和平赎买和国家资本主义的形式，将民族资本主义经济逐步改造为社会主义国营经济。毛泽东深入分析了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和平赎买的可能性，他指出，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不但在民主革命时期具有两重性，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也有两重性。他们既有剥削工人阶级的一面，又有愿意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一面。从1954年至1956年底，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全面进行，党通过采取“和平赎买”政策，逐步把资本主义私有制改造成社会主义公有制，而且将企业的改造与人的改造相结合，逐步将剥削者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
我国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标志着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在我国国民经济中占据了主导地位，极大解放了我国的社会生产力，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基本建立起来。这是20世纪中国的一次历史性巨变，为中国从一个贫穷落后国家向富强民主文明的现代化国家转变奠定了制度性基础。同时，我国社会主义改造的理论与实践，也是对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革命理论与实践的重要创新，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为广大发展中国家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提供了中国经验。
四、中国共产党创立的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理论是对唯物史观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重大创新
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后，社会主义社会有无矛盾，这在理论和实践中都是一个重大问题。在苏联，斯大林关于社会主义社会没有矛盾的观点曾盛行一时。他认为，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关系和生产力是完全适合的，苏联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团结合作，其政治上道义上都是一致的。直到1952年，他才勉强承认社会主义社会也会有矛盾，如果政策不对头，也是要出问题的。在中国，斯大林否认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矛盾的形而上学观点也产生了影响。在我国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之后，很多人不敢公开承认我国社会还存在着矛盾，因而在社会矛盾面前缩手缩脚，无所适从。这样，怎样认识和处理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问题，就成为了我们党面临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
1956年4月25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作了《论十大关系》的讲话。毛泽东根据我国社会主义的初步实践，深刻分析了新中国经济和政治生活中面临的十种重大关系。毛泽东指出：“这十种关系，都是矛盾。世界是由矛盾组成的。没有矛盾就没有世界。我们的任务，是要正确处理这些矛盾。”［4］744明确肯定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矛盾，并向全党提出了正确认识和处理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的问题。
1956年9月，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大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指出，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国内的主要矛盾不再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而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在中国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建立的情况下，这一矛盾的实质也就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解决这个矛盾的办法是发展社会生产力，实行大规模的经济建设。为此，大会作出了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必须转移到社会主义建设上来的重大战略决策。这样，党的八大在肯定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矛盾的基础上，首次对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作出了表述。党的八大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表述虽然不够准确，但其实质是强调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与落后的生产之间的矛盾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实践证明这是正确的。
1957年2月27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毛泽东发表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系统地阐述了社会主义社会的两类矛盾和基本矛盾问题。毛泽东指出：“在我们的面前有两类社会矛盾，这就是敌我之间的矛盾和人民内部的矛盾。这是性质完全不同的两类矛盾。”［4］757他强调说：“敌我之间和人民内部这两类矛盾的性质不同，解决的方法也不同。简单地说起来，前者是分清敌我的问题，后者是分清是非的问题。”［4］759对敌我矛盾，用专政的方法来解决；对人民内部矛盾，采用民主的方法来解决。他还对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进行了深刻阐发：“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基本的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不过社会主义社会的这些矛盾，同旧社会的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矛盾，具有根本不同的性质和情况罢了。”［4］767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状况，他指出：“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已经建立起来，它是和生产力的发展相适应的；但是，它又还很不完善，这些不完善的方面和生产力的发展又是相矛盾的。除了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发展的这种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的情况以外，还有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的情况。”［4］768
毛泽东和党中央对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的这些思想，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第一次明确论述了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和主要矛盾，第一次明确提出社会主义社会存在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为我们党深刻认识和正确处理社会主义发展中的各种矛盾，科学制定社会主义建设的路线方针政策，提供了强大的思想武器，同时也是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重大创新。
基于对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理论认识的不断深化和中国的发展实际，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指出，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国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党的十九大对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作出新的重大论断，明确指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
五、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体制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重大创新
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确立之后，需不需要改革和怎样进行改革，这是在结束“文化大革命”十年内乱之后，中国共产党面临的一个重大问题。1978年12月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结束了粉碎“四人帮”之后两年中党的工作的徘徊局面，实现了建国以来党的历史的伟大转折，作出了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使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进入新的历史时期。
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邓小平作了题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重要讲话。这次中央工作会议，为随即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了充分准备。邓小平的讲话实际上成了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邓小平在讲话中尖锐指出，在我国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领域中存在着一系列与生产力发展不相适应的环节和方面，“如果现在再不实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5］150。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也明确提出，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和全国人民的注意力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对于实现四个现代化具有重大意义。而“实现四个现代化，要求大幅度地提高生产力，也就必然要求多方面地改变同生产力发展不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改变一切不适应的管理方式、活动方式和思想方式，因而是一场广泛、深刻的革命”［6］4。正是基于对我国社会基本矛盾状况的这一科学分析，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掀开了我国社会主义发展史上波澜壮阔的改革篇章。在改革逐步深入开展的基础上，相继颁布实施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中共中央关于科学技术体制改革的决定》《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中共中央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的体制改革发展成为不可阻挡的历史洪流，破除了一系列束缚生产力发展的弊端，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我国的生产力，极大促进了我国的快速发展和崛起。
1992年，党的十四大明确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1997年，党的十五大把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确定为我国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和分配制度。2002年，党的十六大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改革要有新突破，确定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积极推行股份制，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深化分配制度改革，确立劳动、资本、技术和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原则。2007年，党的十七大提出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要求继续深化改革，要加快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步伐，全面提高开放水平，着力构建充满活力、富有效率、更加开放、有利于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
2012年，党的十八大根据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新要求，要求全党“必须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不失时机深化重要领域改革，坚决破除一切妨碍科学发展的思想观念和体制机制弊端，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使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7］14。面对中国改革进入深水区和攻坚克难阶段的现实，2013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全面深化改革作出顶层设计和全面部署，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颁布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首次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从此，中国改革进入系统协调、整体推进、全面深化阶段。到2020年，经过全党上下的艰苦努力，各方面共推出2485个改革方案，经济体制改革不断深化，政治体制改革不断完善，文化体制改革创新发展，社会体制改革全面进行，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加快推进。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所有制结构，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日趋定型，支撑起了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框架，在主要领域基本形成基础性制度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更加成熟。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历经40多年的体制改革，其时间之长、规模之大、地域之广、人口之多，都是史无前例的。改革涉及内容之多、难度之大、变化之深、影响之广，也是世所未有的。经过体制改革所形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不仅是对传统社会主义制度的根本性创新，也是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曾设想的没有商品、没有货币、没有市场的社会主义理论的重大创新。
六、中国共产党实行的对外开放是社会主义国家对外关系的重大创新
社会主义社会建立之后，需不需要对外开放，如何发展与世界其他国家特别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关系，这是国际共运史上长期没有解决好的问题。按照马克思“共同胜利论”，世界主要国家建立社会主义社会后不会存在这样的问题。列宁在领导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实践中，为了巩固苏维埃政权，振兴和发展经济，主张苏联可以通过实行“租让制”等措施，利用资本主义国家的技术和资本。但斯大林逐渐放弃了这些主张，提出苏联能够在“没有外援”的情况下，“用自己的力量”，建成“完全的社会主义”。在社会主义阵营出现后，斯大林又提出“两个平行的世界市场”的理论，主张在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开展交往合作而不需要发展与资本主义国家的交往合作关系。这种主张导致社会主义国家的对外开放长期处于不正常状态。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由于复杂的国内国际因素，我国的对外开放在很长时间里处于不正常状态，结果使得我国发展缓慢，与发达国家和周边国家差距进一步拉大。邓小平在总结我们新中国成立之后的经验教训时强调指出：“建国以后，人家封锁我们，在某种程度上我们也还是闭关自守，这给我们带来了一些困难。”［5］64他强调说，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就要善于学习，“不加强国际交往，不引进发达国家的先进经验、先进科学技术和资金，是不可能的”［8］117。1978年12月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作出进行体制改革的历史性决策的同时，也作出了实行对外开放的历史性决策，提出“积极发展同世界各国平等互利的经济合作，努力采用世界先进技术和先进设备”［5］5。1979年7月，党中央和国务院决定首先对广东和福建两省的对外经济活动实行特殊政策和优惠措施，在深圳、珠海、汕头和厦门四个城市设立经济特区，以吸收国外资金、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中国的对外开放从此开始迈出历史性步伐。
邓小平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根据当代世界发展的形势和中国改革开放的初步经验，对中国的对外开放作出了一系列重要论述，为中国对外开放的实施提供了指导思想和重要理论依据。他指出：“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任何一个国家要发展，孤立起来，闭关自守是不可能的”“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中国要谋求发展，摆脱落后，就必须开放”。［8］266根据邓小平的一系列指示，我们党把对外开放确立为我国的基本国策，先后作出了创办经济特区、开放沿海港口城市、建立沿海经济开放区、开放沿江及内陆和沿边城市、加入世贸组织等重大决策，推动我国对外开放由南到北、由东到西层层推进，逐步形成了全方位多领域全面对外开放的格局，极大推进了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有力地促进了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大力推进对外开放，“实行更加积极主动的开放战略，完善互利共赢、多元平衡、安全高效的开放型经济体系”［7］19。2013年9月和10月，为扩大和深化中国的对外开放，加强和亚欧非及世界各国的经济互利合作，习近平总书记先后提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重大倡议。2015年9月，习近平主席面向全世界提出了“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构想。这些重大决策把我国的对外开放推向了新高度，形成了21世纪中国走向世界的对外开放新格局。
在推进对外开放的实践中，中国共产党人系统地阐明了中国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对外开放的客观必然性、对外开放应坚持的原则、对外开放的基本格局、对外开放与经济全球化的关系，形成了一整套具有中国特色和适合经济全球化的对外开放理论，开创了中国对外开放的全新格局。中国共产党的对外开放理论与实践极大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对外开放理论，是对社会主义国家对外关系理论与实践的重大突破和创新。
七、中国共产党开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的重大创新
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确立之后，中国共产党面临的最重要任务就是如何进行社会主义建设，走出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进行了最初的探索，取得了一定的经验。此后的中国共产党人对此进行了不懈的探索，成功地开辟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后，由于苏联的经济社会建设取得巨大成就，后来几乎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都不同程度上模仿和照搬了苏联的模式；随着社会主义建设的深入发展，苏联模式高度集权、日益僵化的弊端逐渐暴露。1956年4月，在《论十大关系》的报告中，毛泽东在总结苏联的经验教训和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初步经验的基础上，提出要“以苏为鉴”走自己的路，必须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与我国实际相结合的社会主义建设思想，为此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开创奠定了重要思想基础。
1979年，改革开放伊始，邓小平就提出：“过去搞民主革命，要适合中国情况，走毛泽东同志开辟的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现在搞建设，也要适合中国情况，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5］163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词》中，邓小平明确提出：“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8］3自此以后，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成为了中国共产党人全部理论与实践工作的主线。
路线决定道路，中国共产党的基本路线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紧密相关。在改革开放初步实践的基础上，根据邓小平关于党的基本路线和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思想，党的十三大首次对我们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作出了科学概括，即“领导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自力更生，艰苦创业，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奋斗”［9］15。党的基本路线实质上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核心内容作出了表述。
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后，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坚持党的基本路线，提出并坚持要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繁荣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作出了新的贡献。党的十六大之后，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作了新论述、新贡献，提出并实施以人为本、科学发展，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党的基本路线，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创造人民美好生活、逐步实现人民共同富裕的道路，强调实施生态文明建设、建设美丽中国，确立了到本世纪中叶把中国建设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战略目标。
经过半个多世纪的艰辛探索和不断实践，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和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分别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作出了总结概括，党的十九大通过的新党章对党的基本路线进行了新的表述。据此，可以作出如下概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立足基本国情，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社会主义生态文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中国共产党人成功开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重大创新。以往的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强调社会主义建设必须坚持计划经济、追求单一的公有制和按劳分配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把科学社会主义一般原理与我国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相结合，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所有制经济，实行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制度相结合的分配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还把科学社会主义一般原理与中国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相结合，坚持走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和文化发展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结合时代特征和中国国情，坚持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强调建设富强民主文明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强国，是对以往社会主义奋斗目标和建设途径的重要创新。
八、中国共产党人创立的发展理论和发展模式是对当代世界发展理论和发展模式的重大创新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如何在经济文化落后的基础上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成为党和国家面临的新的历史性课题。1954年9月，毛泽东在第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的开幕词中提出了要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工业化的具有高度现代文化程度的伟大的国家”［4］715。1956年9月，党的八大决议明确指出：党和全国人民当前的主要任务，就是要把我国尽快地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1959年底1960年初，毛泽东提出了社会主义要实现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科学文化现代化和国防现代化的思想。［10］116在此前后，毛泽东还提出了实现工业化必须建立相对独立的工业体系，必须打破常规尽量采用先进技术等重要思想。
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时期，邓小平高度重视发展问题，对发展问题作出了一系列重要论述，形成了独具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发展理论。邓小平指出：中国的主要任务是发展，发展就是摆脱落后状态实现现代化；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主题，发展是当代世界的核心问题；中国解决所有问题的关键是要靠自己的发展，我们现在的主要任务就是发展自己；中国的发展要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我们要实现的四个现代化，是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发展是硬道理，抓住时机，发展自己，关键是发展经济；改革是中国发展的必由之路，必须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三者的关系；中国经济发展要分三步走，第一步在1990年实现温饱，第二步在2000年实现小康，第三步在21世纪再用30年到50年的时间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20世纪末，在邓小平理论的指导下，经过全党和全国人民共同努力，我国胜利实现了“三步走”发展战略的第一步、第二步目标，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
从1989年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到2002年党的十六大，以江泽民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紧紧抓住发展这个当代世界和中国的主题，对中国的发展问题作出了一系列与时俱进的论断。江泽民指出：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在本世纪头20年，要集中力量，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21世纪头20年，对我国发展来说，是一个必须紧紧抓住并且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必须坚持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走出一条新型工业化道路；要坚持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的方针，放手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和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要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的对外开放战略；要不断促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协调发展，推进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从2002年党的十六大到2012年党的十八大，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发展问题，适应新的发展要求，提出贯彻和落实科学发展观。强调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要牢牢扭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坚持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以人为本是核心立场，必须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发挥人民首创精神，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是基本原则，必须坚持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全面发展，必须促进现代化建设各方面相协调，促进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相协调，不断开拓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统筹兼顾是根本方法，统筹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各方面工作，统筹城乡发展、区域发展、经济社会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统筹各方面利益关系，充分调动各方面积极性，努力形成全体人民各尽其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局面；要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道路，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坚持具有中国特色的自主创新道路。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不断开创中国发展的新局面。2015年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破解发展难题，厚植发展优势，必须牢固树立并切实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创新发展注重的是解决发展动力问题，必须把创新作为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不断推进理论、制度、科技、文化等各方面创新，让创新在全社会蔚然成风；协调发展注重的是解决发展不平衡问题，必须牢牢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不断增强发展整体性和协调性；绿色发展注重的是解决人与自然和谐问题，必须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推进美丽中国建设；开放发展注重的是解决发展内外联动问题，必须顺应我国经济深度融入世界经济的趋势，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发展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共享发展注重的是解决社会公平正义问题，必须坚持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使全体人民朝着共同富裕方向稳步前进。2017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2020年11月，在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以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新发展理念引领高质量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历史巨变。中国从一个贫穷落后的农业国迅速崛起为世界第一制造业大国，经济总量从排名世界第十位快速提升为世界第二位，7.7亿农村贫困人口全部摆脱贫困，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30%左右，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动力源和火车头，创造了世界发展史上的人间奇迹。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世界各国纷纷推行现代化发展道路，其基本类型不外三种模式，即西方欧美模式、苏联斯大林模式和亚洲四小龙模式。中国现代化的道路作为后发模式之所以独树一帜，除了中国创造性地吸取了各种模式的成功经验外，恰恰又在于中国道路与所有这些发展模式都不相同，是对所有这些发展模式的创新。首先，中国发展模式是对西方欧美模式的创新。我们党历来认为，搞现代化需要向西方学习，但必须反对“全盘西化”，决不能照搬照抄西方模式，我国走的是一条不同于西方的发展道路。其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是对“四小龙”的东亚模式的创新。“亚洲四小龙”创造了在亚洲落后国家和地区实现现代化的奇迹，较之西方国家而言，对我们的参考借鉴作用更大。但我国在发展的基本方面与这些国家和地区有着明显的或根本的区别，最根本的区别是社会制度不同，居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不同。中国的现代化是社会主义现代化，东亚模式是资本主义现代化。最后，中国的发展模式也不同于苏联模式。苏联模式在历史上曾对苏联以及东欧国家的发展起过积极的作用，但后来其弊端突出，经济上缺乏生机与活力，政治上缺乏民主，文化思想领域缺乏自由的氛围。中国模式是在总结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成功经验的基础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是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全新模式，从根本上说是对传统社会主义模式即苏联斯大林模式的扬弃和创新。
九、中国共产党开辟的和平发展道路是对世界大国崛起模式的重大创新
始终不渝走和平发展道路，是中国共产党为适应世界和中国发展的大趋势作出的战略抉择，是中国共产党为实现国家现代化和富民强国、为世界文明进步作出更大贡献的战略抉择。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面临着多方面的繁重建设任务，需要有一个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为此，毛泽东把缓和国际局势和创造一个较长时期的和平环境，作为新中国对外政策的主要目标。1949年9月，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毛泽东向全世界宣告“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同时宣布：“我们的民族从此列入爱好和平自由的世界各民族的大家庭，以勇敢而勤劳的姿态工作着，创造自己的文明和幸福，同时也促进世界的和平和自由。”［11］344此后，虽然中国经历抗美援朝战争、抗美援越战争和中印、中苏边境武装冲突，但中国维护世界和平的立场从未改变。为了争取和维护世界和平，新中国的外交主张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坚决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并鲜明地提出中国永远不做超级大国、永远不称霸，这打破了西方国家对中国的封锁、孤立和遏制，为新中国的建设和发展创造了较好的国际环境。
改革开放以来，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坚持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在理论与实践中极大丰富并发展了和平发展思想。邓小平的和平发展思想强调：中国对外政策的目标是争取世界和平，在争取和平的前提下，一心一意搞现代化建设，发展自己的国家，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我们搞的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不断发展社会生产力的社会主义，是主张和平的社会主义；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的主题，这既对中国争取和平、促进发展提出了重大任务，也为中国争取和平、促进发展提供了良好条件；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威胁着世界和平，争取和平环境和实现和平发展就要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邓小平强调：“十亿人的中国坚持社会主义，十亿人的中国坚持和平政策，做到这两条，我们的路就走对了，就可能对人类有比较大的贡献。”［8］158这些重要思想，使中国在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中准确定位、善于自处，为中国的和平发展创造了良好的国际环境，也为世界的和平与发展注入了强大的中国动力。
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后，国际形势风云变幻，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曲折发展，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继承和深化了邓小平的和平发展思想。1992年，党的十四大报告指出，面对新的国际形势，中国共产党、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将继续积极发展对外关系，努力为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争取有利的国际环境，为世界的和平与发展作出自己的贡献。1997年，党的十五大报告指出，中国是维护世界和平和地区稳定的坚定力量。我们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一个长期的和平国际环境特别是良好的周边环境。中国的发展不会对任何国家构成威胁。今后中国发达起来了，也永远不称霸。2007年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维护和平，促进发展，事关各国人民的福祉，是各国人民的共同愿望，也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不管国际风云如何变幻，我们始终不渝地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中国外交政策的宗旨，是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
党的十六大到党的十八大期间，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加快推进，中国快速崛起。国际社会在给予广泛赞誉的同时也不时出现“中国威胁论”的声音。面对新形势，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更加明确地提出中国坚定不移地走和平发展道路。2003年12月26日，胡锦涛在纪念毛泽东诞辰110周年座谈会的讲话中第一次阐述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他指出，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要坚持走和平崛起的发展道路”［12］647。2004年4月24日，在博鳌亚洲论坛2004年年会开幕式上的演讲中，胡锦涛首次面向世界阐述了中国和平发展道路的命题。他指出：“中国将坚持和平发展的道路，高举和平、发展、合作的旗帜，同亚洲各国共创亚洲振兴的新局面，努力为人类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作出更大贡献。”［13］2005年10月，胡锦涛在第七届20国集团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开幕式上发表讲话，全面阐明了中国和平发展道路的时代内涵，他指出：“中国将坚定不移地走和平发展道路，努力实现和平的发展、开放的发展、合作的发展。和平的发展，就是通过争取和平的国际环境来发展自己，又通过自己的发展来促进世界和平。”［14］此后，党的十七大和十八大都重申：中国将始终不渝走和平发展道路。这是中国政府和人民根据时代发展潮流和自身根本利益作出的战略抉择。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综合国力不断增强，原有的世界格局发生了显著变化。西方某些政治势力大肆渲染中国威胁论，败坏中国的国际形象，试图干扰中国发展。面对复杂的形势，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的战略意志坚定不移，并对和平发展道路作出了新发展。2013年1月，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三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郑重重申：走和平发展道路，是我们党根据时代发展潮流和我国根本利益作出的战略抉择。“我们党始终高举和平的旗帜，从来没有动摇过。”［15］2014年3月28日，习近平主席应德国科尔伯基金会邀请，在柏林发表演讲，阐述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和和平外交政策。他在讲话中特别对指责中国“国强必霸”的逻辑进行了批驳。他指出：“中国不认同‘国强必霸’的陈旧逻辑。当今世界，殖民主义、霸权主义的老路还能走得通吗？答案是否定的。不仅走不通，而且一定会碰得头破血流。只有和平发展道路可以走得通。所以，中国将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16］此后，习近平总书记多次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高度阐述走和平发展道路的重大意义，强调各国人民相互依存、休戚与共，是一个命运共同体。2017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坚持和平发展道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呼吁“各国人民同心协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17］41。
在中国共产党和平发展思想的指导下，我国成功走出了一条和平发展道路，实现了和平崛起。纵观世界历史，世界上的大国崛起之路，罕有不经过战争而实现的。从15世纪末以来的500年里，以葡萄牙海上帝国为开端，西班牙、荷兰、英国、法国、德国、美国、日本和俄罗斯与苏联先后成为了全球超级大国，这些国家或者进行争夺霸权的战争，或者进行争夺殖民地的战争，通过战争而崛起成为普遍现象。现在，中国以14亿人口的规模，通过自身坚持不懈的艰苦奋斗，通过选择适合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现了和平崛起。这样一条全新的道路，抛弃了历史上大国武力崛起、国强必霸的旧模式，这不仅是现代化史上的奇迹，也是世界史上大国崛起模式的重大创新。
十、推进党的指导思想与时俱进是党的理论和党的建设的重大创新
我们党从诞生之日起就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确立为自己的指导思想，并先后把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实现了党的指导思想的与时俱进。党的指导思想的与时俱进，从根本上说就是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马克思主义，回答时代和实践提出的新课题，为我们党和国家前进提供行动指南，这不仅是重大的理论创新，而且也是党的建设的重大创新。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历史之所以能够作出一系列重大创新，根本原因就是高度重视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不断推进党的指导思想的与时俱进。
在民主革命时期，党的七大把毛泽东思想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我国社会主义社会建立之后，毛泽东为回答社会主义建设面临的新问题，大力提倡解放思想，推进党的理论创新和与时俱进。毛泽东指出：“任何国家的共产党，任何国家的思想界，都要创造新的理论，写出新的著作，产生自己的理论家，来为当前的政治服务，单靠老祖宗是不行的。”［10］109他举例，我们在第二次国内战争末期和抗战初期写了《实践论》《矛盾论》，这些都是适应于当时的需要而不能不写的。他强调：“现在，我们已经进入社会主义时代，出现了一系列的新问题，如果单有《实践论》、《矛盾论》，不适应新的需要，写出新的著作，形成新的理论，也是不行的。”［10］109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进行了艰辛探索，形成了关于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理论，推进了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理论和实践上的创新，使毛泽东思想实现了与时俱进。
进入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时期后，邓小平认为，在实现四个现代化的进程中，必然会出现许多我们不熟悉的、预想不到的新情况和新问题。我们“绝不能要求马克思为解决他去世之后上百年、几百年所产生的问题提供现成答案。列宁同样也不能承担为他去世以后五十年、一百年所产生的问题提供现成答案的任务。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必须根据现在的情况，认识、继承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8］291。邓小平指出：“我们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大党，我们自己不重视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不按照实践的发展来推动马克思主义的前进，我们的工作还能够做得好吗？我们讲高举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旗帜，不就成了说空话吗？”［5］181所以，邓小平强调：“深入研究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所遇到的新情况、新问题，并且作出有重大指导意义的答案，这将是我们思想理论工作者对马克思主义的重大贡献，对毛泽东思想的真正高举。”［5］179邓小平理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同当代中国实践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继毛泽东思想之后，开启了党的指导思想与时俱进的历史新篇章。
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面对世界风云变幻和我国发展出现的困难，江泽民指出：“时代在前进，形势在发展，新情况新问题层出不穷”［18］560，“创新就要不断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19］538，“与时俱进，就是党的全部理论和工作要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富于创造性。能否始终做到这一点，决定着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19］537。他认为，坚持与时俱进，既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又要谱写新的理论篇章，既要发扬革命传统，又要创造新鲜经验。善于在解放思想中统一思想，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新的实践。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带领全党全国人民锐意创新，积累了治党治国新的宝贵经验，形成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的继承和发展，反映了当代世界和中国的发展变化对党和国家工作的新要求。党的十六大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确立为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实现了党的指导思想的又一次与时俱进。
党的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紧紧抓住和用好进入新世纪我国发展面临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大力推进理论创新与实践创新。胡锦涛指出：“党和人民的实践是不断前进的，指导这种实践的理论也要不断前进”，“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坚持马克思主义，关键是要及时回答实践提出的新课题，为实践提供科学指导”。［20］他强调：“实践发展永无止境，认识真理永无止境，理论创新永无止境。全党一定要勇于实践、勇于变革、勇于创新，把握时代发展要求，顺应人民共同愿望，不懈探索和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规律，永葆党的生机活力，永葆国家发展动力，在党和人民创造性实践中奋力开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为广阔的发展前景。”［7］7以胡锦涛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根据新的发展要求，深刻认识和回答了新形势下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重大问题，形成了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党的十八大把科学发展观确立为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再次推进了党的指导思想的与时俱进。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顺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要求，高度重视理论创新和党的指导思想的与时俱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马克思主义是随着时代、实践、科学发展而不断发展的开放的理论体系，它并没有结束真理，而是开辟了通向真理的道路。“把坚持马克思主义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统一起来，结合新的实践不断作出新的理论创造，这是马克思主义永葆生机活力的奥妙所在。”“只有聆听时代的声音，回应时代的呼唤，认真研究解决重大而紧迫的问题，才能真正把握住历史脉络、找到发展规律，推动理论创新。”［21］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围绕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重大时代课题，进行了艰辛理论探索，紧密结合新的时代条件和实践要求，以全新的视野深化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取得了重大理论创新成果，创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党的十九大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确立为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实现了党的指导思想的又一次与时俱进。
党的指导思想与时俱进的历史给予我们极大启示。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的讲话中所指出的，我们党之所以能够不断发展壮大，之所以能够带领人民创造举世瞩目的伟业，“一个根本原因，就在于始终坚持科学理论的指导，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具体实际相结合，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现了党的指导思想和基本理论的与时俱进”［22］。以此观之，世界上众多的政党包括一些共产党在内，要么党的指导思想陈陈相因、长期不变，不能适应时代的变化；要么党的指导思想缺乏固定的核心内容，变动频繁，不能保持党在指导思想上的稳定性和连续性，其结果都将导致党的指导思想不能对实际工作提供行动指导。中国共产党人坚持指导思想一脉相承基础上的与时俱进，这既是我们党能保持创新活力的根本原因，又是对党的建设本身的重大创新。
综上所述，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史不愧为一部辉煌的创新史，中国共产党不愧为一个创新型政党。中国共产党作为领导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复兴的党，通过自身的创新引领中国的创新，中国的创新成为了中国发展的强大动力。这是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百年大党常盛不衰充满活力的奥秘，也是中国作为一个大国迅速崛起具有无限生机的奥秘。
（作者：庞元正 中共中央党校哲学教研部原主任、教授，中共中央党校社会发展研究中心原主任，中国辩证唯物主义研究会名誉会长。）
